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三年多过去，“一带一路”在践行我国对外开放新模式上做了诸多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富余产能的共享，优势产业的互补，产业格局、区域供需的重新匹配出现了新的可能。特别是2015年由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被定位为中国制造的主攻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在助力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后金融危机挑战倒逼“中国制造”贸易模式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制造业随之进入新一轮探索期。从过去的借力依附世界市场，到如今成为影响甚至代表世界市场的一级力量，中国制造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全面而且深刻的变化。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制造产业趋同日益严重，除资本外的要素价格全面上升，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受到挑战。

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国内“四万亿”刺激计划提振，国内工业迅速恢复。2010年美元衡量中国工业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目前是美国的1.3倍左右。无论是从体量上还是质量上，中国制造业都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走出去”，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多贡献。不光是制造业，中国建造同样表现突出，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世纪初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1400亿美元，在高铁、大型设备、工程建造等领域，技术集成创造、产品创造、标准创造能力正在形成和发展。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依靠技术引进、代工出口模式被进一步强化，并受到越来越严峻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国际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同质化竞争日益严重。以2015年产业相似性系数度量全国各省区的产业结构的相似性。除却海南、黑龙江和西藏，其余均或多或少都存在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一般认为两个地区间相似度系超过0.8,为产业结构较为相似的地区，两者之间的产业竞争压力相对较大。从2015年情况看，全国各省区市中，四川、山东、安徽受到的产业结构相似带来的竞争压力最大，与全国各省区中的9个以上地区制造业结构相似度系数在0.8以上。而海南、黑龙江、西藏、河北和新疆与全国其他省区制造业结构的相似度较低，没有一个省区与海南、黑龙江和西藏的制造业相似度系数超过0.8，河北和新疆分别为1。

其次，除资本外生产要素价格全面上升。德勤的报告显示，自2005年以来的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1995年涨了15倍。2015年中国劳动力人口(15岁～64岁年龄段)的年增长率第一次转为负数，而到2030年，年轻人口(即15岁～39岁的群体)所占的比例将有可能从2013年的38%下降到28%。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抬头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GDP增速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长乏力，速度开始回落。特别是2012年以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86%、2.44%、0.25%和-13.23%，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的发展格局。与世界贸易低速增长相伴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速也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滑，在经历连续24个月负增长后，从今年年初才开始转正。

资本先行的中国制造业贸易新模式正在形成

过去中国的开放是以贸易为中心的、被动的单向开放，以“一带一路”为起点，未来中国的开放将是以投资为中心的、主动的双向开放，资本将带动商品走出去。

资本带动商品的制造业贸易新模式之可行性与必要性

当前全球货物总需求已接近峰值，商品贸易严重缺乏增长空间，但产能合作空间却异常巨大。一方面，全球广大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力提升的需求极为迫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然在资本和外汇储备方面均面临较大缺口，而国际市场中的资金和技术供给成本较高，而且缺乏符合其特定发展阶段和当地资源情况的有效解决方案，这为中国从出口战略升级为多层次的产业合作创造了有利环境。

中国工业化程度较高，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及多元化的产业类型，为对外投资和产能合作创造了条件。以高铁为例，我国拥有国际上较高端的高铁技术，先后与印尼签署6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在非洲签下55亿美元合同、拟向首条俄罗斯高铁投资320亿元等，国内的高铁企业已经在马来西亚、土耳其、南非及阿根廷等国实现了从单一的“产品输出”向“产品+服务+技术+管理+资本”的全产业链输出。2015年以来，除高铁行业和核电工业两大支柱外，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情况在其他行业也表现出了极强的优势，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增长保持了较高水平。

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具备资金优势。2008年美元衡量中国国民储备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目前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储蓄规模的增加给予工业资本的投资更多的资金空间，伴随着2008年储蓄规模的上升，最终在2010年完成了较具规模的投资规模超越，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在固定资本形成上超过了美国。即使受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经历了近期外汇储备的快速“瘦身”，但3万亿美元的规模依然是全球第一。无论是国民储蓄或是国家储备，中国都在从原来的资本相对稀缺型国家向资本相对富余型国家转变。

“一带一路”助力中国制造业贸易模式转型

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量占中国贸易总量的比重超过了40%，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推进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模式转型具有重要影响。

从历史上看，沿线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一带一路”提出后，这种合作共赢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历年贸易增速基本均高于总体水平。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统计，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1995年的280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万亿美元，20年时间翻了4番。相应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总量从800亿美元跃升至1.85万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另外，“一带一路”蕴藏的市场经济总量足够大， 65个沿线国家有27国GDP在1000亿美元以上，其余38国均在1000亿美元以下。从人口规模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乏超级大国，中国、印度人口超过12亿，俄罗斯人口也达到了1.44亿。

沿线65个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这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更深层次的产能合作奠定了基础。以人均GDP为例，阿富汗、尼泊尔两国的人均GDP较低，不足1500美元;而新加坡的人均GDP则高达59523美元。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工业化课题组选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人口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五个指标来衡量“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国家有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有14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有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有32个，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有2个。

在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提出后，我国设立丝路基金，发起成立亚投行，这些举措均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了融资保障，也为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提供了投资的方向。另外，我国已经参与或共建了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多边合作机制，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将有助于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沟通。

“一带一路”带动中国对外投资进入快车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沿线地区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流量方面，2014年和2015年，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分别为136.6亿美元和148.2亿美元，是2008年投资量的3倍多，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8%和18.2%，占我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0%和12.6%。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规模占其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增长较快，占比从2008年的1%提高到2013年的3.7%。但是，相对于沿线国家市场的潜在规模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较强的互补性而言，中国的投资占比还较低，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存量方面，截至2014年末，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为924.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5%，2015年该占比增至12.6%。

在“一带一路”带动下，中国对外投资整体也呈现爆发势头。2014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6%，而中国同比增长14.2%，连续三年位列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制造业贸易新模式的主要特征

总量平衡与结构分化并存

随着“一带一路”进入落实阶段，中国有可能从资本和贸易账户双盈余时代转向资本账户赤字、经常账户盈余的再平衡时代。但是在总量平衡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结构分化却有可能在投资引领、资本带动商品的新模式下有所加大。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程度、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两国政府的关系等，都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进而影响贸易往来，从而带来贸易增长不确定性的增加。譬如，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其中，对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国出口分别增长14.9%、14%、11.7%、9.6%和7.8%。但另一方面对东南亚的出口出现了下降，对东盟双边贸易下降0.8%，对其出口下降1.9%。

国家资产负债表有望得到重构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海外净资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如此庞大的海外净资产却一直伴随着“负收益”，这主要源自对外资产和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即我们的对外资产60%以上是央行手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对外负债则有接近60%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两者的收益差导致我们在手握巨额净资产的同时却要向别人支付投资收益。从宏观上讲，这实际上是通过牺牲GNP来换取GDP，并不符合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现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构想的实施，推动国内企业赴海外投资，既能推动国家对外资产的多元化，又能拓展中国的海外存在，一举两得。

产业转移升级的速度将加快

中部产业承接功能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目前，国内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向中部地区倾斜。产业经济学的偏离——份额分析结果表明，传统制造业普遍存在转移现象，如纺织服装、化工、电气机械(家电)等从广东、上海、浙江、山东、北京等东部地区，向江苏以及安徽、湖北、江西、河南、湖南等中部地区转移。不过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目前，传统产业相对优势较集中的地区面临着全国同质竞争和周边强强竞争的压力，产能过剩无法有效疏导。

资本密集型出口比重将持续增加

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趋势来看，中国在2000年至2014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渐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特征，完成着从出口初级产品到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转变，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则越来越侧重于初级产品。将工业制成品再细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后，可以发现，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在逐步减小，而资本密集型的出口比重在增加，这一趋势有望持续下去。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情况看，竞争力最强的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将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同时重庆市、四川省、天津市等后发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竞争中也存有优势。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出口情况看，广东、浙江、江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中竞争力最强，但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四川省、辽宁省、山东省、天津市亦不容忽视。

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自主创新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产业升级关键。从区位商反映的静态优势看，通信设备计算机、汽车、医药等现代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是从偏离——份额分析反映的发展速度看，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转移迹象，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为明显，主要是从北上广和江苏向河南、重庆、四川、湖南、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制造业基础相对比较发达的省份转移。汽车制造转移亦在路上，但程度慢于通信设备计算机，主要从广东、上海、山东、天津等东部地区转移到江苏、吉林、四川、辽宁、河北等地。随着中国四纵四横等交通大动脉基本完成以及东部要素价格的上涨，东部地区单纯依靠代工贴牌、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得的现代制造业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特别是中西部更有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现代制造业增量需求将来自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这会进一步削弱东部沿海在现代制造业的优势。未来谁能够抢占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抢占现代制造业的制高点，天津、广州、苏州等城市很可能面临来自重庆、西安等中西部城市的激烈竞争。